（一）立项依据 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疾病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最早在20 世纪初期，在北美地区就发现了心理健康与城市化的关系(Burr, 1903;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14)。然而围绕这种特定关系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心理疾病在城市中多发？城市贫困、财富不均、过度拥挤、社会排斥、种族歧视、暴力等与心理问题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城市化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机制是什么？——直到21 世纪仍未得到充分解决(Krabbendam and vanos, 2005; Lederbogen et al., 2011)。不过已有研究发现了一些将城市化和心理健康二者联系起来的关键社会现象：与城市心理健康最为确切的因素是人口迁移、城市密度和压力。迁移到城市的居民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巨大的城市心理疾病负担(Bhugra, 2004; Li et al, 2006)；拥挤的生活环境似乎使问题更加严重(Vassos et al., 2012)；而对于许多人来说，城市生活的一般压力、无序和生活的不稳定性成为了心理疾病演化为临床症状的基础 (Selte and Cantor-Graae, 2005)。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面对着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问题，要制定有效的相关政策并完善管理，需要对城市压力、生活的不稳定性和心理疾患间的关联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而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未被发现的和未治疗的心理疾患是导致个人或家庭贫困和遭受社会排斥的主要健康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自2011 年起已演化为由人口迁移所主导的特大型城市化社会 (Keith, Lash, Arnoldi, and Rooker,2013)。而在19 世纪的欧洲，人口增长所推进的城市化是人口迁移的两倍(Bairoch and Goertz, 1986), 但21 世纪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起到的作用是人口增长的三倍以上(Chan, 2013)。城市化为那些追求物质利益、文化自由的迁移者提供了很多机会，以及在大城市的边缘创建灵活而有弹性的生活的机会 (Glaeser, 2011; Hollis, 2013; De Boeck and Plissart,2006)。不过城市化是以压力、混乱、文化异化、社会挫败和家人分离为高昂代价的，常常会导致疾病——尤其是心理疾病的高发(Davis, 2007, Dekker, 2008;Peen, 2010; Lederbogen, 2011)。在中国有很确凿的证据表明：外来人口因其生活和心理的孤独而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Li, Fanton, Fang and Lin, 2006; He and Wong, 2013; Yang, 2014; Xu and Xie, 2015)，中国的城市化同样加速了经济两级分化的程度(Yu Xie and Xiang Zhou, 2014)，而关乎居民福利和其他居住服务的户口制度将外来人口和他们的家人相分隔，限制了外来人口享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教育、卫生保健、退休金和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尽管2014 年进行了部分改革，问题依然存在(Goodburn, 2014)。 与此同时，政府管理层也有意进行应对由户口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户口制度最初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以保障农村的粮食产量，并在不久之前的2003 年用于将城市外来人口迁移回农村，而现在的户口类型和户籍地则决定了诸如教育、医疗保险、住房和社会福利等区域服务的供给。尽管进行了改革，变更户口登记仍然非常困难，这给走出农村的外来人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Goodburn,2014; Li, Stanton, Fang, and Lin, 2006; Afridi, Li and Ren, 2012)。同时，中国近期出台了首部国家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法(Chen et al, 2012)并于2014 年正式生效，该法律在一些城市实施的细则，如上海的地方性规范业已颁布，或逐步颁布中。这些法规的地方实现形式，以及小型区域的社区服务发展方向仍然未知，特别是考虑到监测系统往往不涉及外来人口，并且主要关注生物因素，而忽略了社会因素 (Zhou and Xiao, 2015)，从而导致对城市中心理疾患的模式和分布的不全面认识。 本项目通过调查最具历史影响力，但对其心理健康现状不完全了解的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此外，本项目在运用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同时，通过全面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了解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疾病体验，以及目前的可用于减轻心理疾病，或帮助那些被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个人和家庭的资源；了解中国现有的外来人口心理健康的管理政策和制度，为上海制订有效改善外来人口心理健康措施提供政策建议。